| 浅析日本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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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2007-06-08 10:20 文章来源：政研室 |
| 文章类型：原创 内容分类：新闻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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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日本对外贸易摩擦的历史特点
（一）贸易摩擦伴随经济发展，目前依旧存在。为战后重建，日本确立“贸易立国”战略。伴随出口扩大，其主要出口产品——纺织品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美欧限制，揭开了日本对外贸易摩擦的历史。贸易摩擦历经日本经济的复苏、发展、高增长、泡沫经济等各阶段，直至现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06年6月，针对日本的进口限制、反倾销等案件累计达340多件。1995年WTO成立后，涉日反倾销案件达129起。日美在钢铁领域的摩擦，绵延近半个世纪，持续迄今。
（二）摩擦商品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、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。最初的纺织品摩擦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典型代表，此后20世纪70年代，钢铁、平板玻璃、造船等的摩擦上升到资金密集型，再后的彩电、汽车、半导体等则进一步上升到技术密集型产品。目前，电器、钢铁、化工品为主要摩擦对象。
（三）摩擦方向由要求控制出口向开放市场发展。早期的贸易摩擦，美欧对日要求主要集中于限制出口。如强迫日本对纺织品、钢铁出口实行自主限制，认定日本汽车、彩电倾销。此后则将视线逐步转到开放市场，如著名的美要求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开放电信设备采购案。同时，开放市场的斗争也延展到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。
（四）摩擦领域由微观商品升级到宏观经济政策。20世纪80年代前，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具体商品及其进出口政策上，但对单个商品的纠缠并未根本解决美欧对日巨额贸易逆差，美欧将目光进一步投向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。1985年美欧与日本签署“广场协议”，强迫其变更汇率制度即是一个明显例子。
（五）摩擦对象由发达国家扩大到发展中国家。在20世纪80年代前，日本贸易摩擦的对象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。伴随经济对外扩张的加大，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日贸易也出现巨额逆差，引发其纷纷通过采取反倾销等措施，捍卫本国企业利益，同时要求日本开放市场。1995年-2005年中，发展中国家对日开展反倾销调查或已采取措施的案件达85件，占同期整体的66%。
二、日本对外贸易摩擦的背景分析
从全球角度看，日本在上个世纪作为国际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，同时也是贸易摩擦的最大受害者之一。其中缘由包含内外各种因素，交错复杂。
（一）内部因素构成主因。一是贸易政策导向有偏。战后的日本急于复兴，“贸易立国”战略的实质是以扩大出口带动国内生产和经济增长，在初期更以牺牲国内居民消费来集中社会各类资源扩大出口。忽视消费和进口的贸易政策，导致其进出口贸易结构严重失衡，出口金额和增速远大于进口，日本产品大量冲击他国市场，而他国产品却被排斥在其市场之外。二是市场过于集中在发达国家。追求高数量、高回报、高价格、高份额的出口“一边倒”政策，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市场高度集中。以1979年为例，日本运输机械、化工、机电、金属产品对美市场的依存度分别高达39.3%、26.9%、25.2%和21.4%。三是市场结构闭塞复杂。日本贸易政策趋向出口，而产业政策和行业习惯则趋向“自给自主”和“关联交易”，即注重使用本国产品、集团企业产品，注重长期稳定交易，不轻易接受“外来者”；加之复杂多重的交易结构，使得众多外国产品难以进入日本市场。四是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顺差。战后自1958年日本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以来，其金额一直呈增长趋势，目前已达到10.3兆日元。虽历经多次贸易摩擦，但增势却无明显变化。长期的高度贸易不平衡诱发贸易摩擦层出不穷。
（二）外因为直接诱因。一是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长期盛行。战后，伴随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，各国高唱自由主义的同时，保护主义却构成其贸易政策最根本的深层框架。这使得欧美在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间左右摇摆，视其国内经济发展需要，不断调整贸易政策，屡屡采用各种保护主义手法维护本国产业利益。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。美英等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品生产国的经济格局，在日德追击下，于20世纪中叶发生根本改变，目前已转为世界工业品的重要进口国。而经济结构转变的内在形式以破产、失业得以表现的同时，对外则以贸易摩擦的方式得以体现。三是政治因素影响经济政策。出于政治需要，美欧总体趋于推行“霸权经济政策”，将本国经济政策的失误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转嫁他国，以转移视线，获取选民的支持和理解。特别是在总统、国会等选举期间，这一趋势更为明显。1973-1974年尼克松时代向福特政权转移前后，1975-1980年福特政权-卡特政权-里根政权的交接期均是日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。
三、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和教训
接连不断的摩擦纷争，使得日本贸易发展史也成为应对贸易摩擦史。经过多年摸索，日本从规避、转移、应对三个层面，构建防范体系。
（一）加强内部发展，避免摩擦
1、有序出口，从源头实施控制。在此方面，政府和团体发挥了重要协调作用。例如针对美欧的纺织品出口自主限制要求，日本修改出台了《贸易管理令》、《进出口交易法》、《纺织工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》等一系列措施，限制企业扩张设备和生产能力，维护出口秩序；依据《中小企业团体组织法》指导纺织行业成立业界组织，加强行业自律，从整体上保证了出口的有序。目前，避免同业竞争，协同出口，维持市场格局等仍是日本主要厂家对外出口的策略。
2、调整产业和市场结构，实施质量、技术竞争。针对贸易摩擦商品主要以低价冲击对方市场，政府积极鼓励企业采取以质取胜战略，从价格竞争跃升到质量、技术竞争，保持与国外竞争对手的非价格优势，打消其挑起摩擦的口实，同时积极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。目前，高质量、高技术、高价位已经构成日本产品的主要特点，丰田、松下等成为品质的名牌，日本产品行销世界各地。机电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达77.5%，工业品的比重则高达97%，对北美、欧洲以外地区的出口占57%。
3、推动进口自由化，开放国内市场。面对国外日益高涨的指责和不断增加的贸易纷争，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开放国内市场，特别是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后，大幅下调和撤销关税，放宽进口限制，简化进口手续，到80年代中期其平均关税水平降至2.6%，低于美欧。同时放宽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准入条件。
4、扩大内需，降低出口倚重。作为根本扭转贸易摩擦的途径，日本意识到只有降低对出口的倚重，扩大内需，才会实现更为平衡的贸易格局和经济发展。1985年日本确定“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”方针后，通过扩大个人消费、民间住宅投资，促进企业扩大设备投资和产业升级，引导企业增加技术研发费用，努力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。
（二）扩大对外投资和合作，转移摩擦
1、放宽资本输出限制，扩大对外投资。面对不断增加的摩擦和企业自身寻求发展的矛盾，日本最终将目光投向在海外投资建厂，以化作当地企业，通过贡献就业、税收等，寻求避风港。20世纪60年代起彩电、钢材、汽车等企业相继在美投资设厂，即源于这一背景。而今，日企在中国和东南亚不断扩大投资，建立对美欧出口基地，从而构成我对美欧连年增加的巨额黑字和贸易摩擦的重要根源，特别是在纺织服装、电器领域。应该讲对第三国投资也是日企转移摩擦的重要手段。
2、扩大对外经济合作，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。针对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指责，日本开始由专注于自我发展，转为“谋求国际社会共同发展”。1985年后，相继成立国际协力事业团、海外经济协力基金，通过ODA等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。实施“资金还流计划”，从外贸顺差中拿出672亿美元，用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低息贷款，以帮助其改善能源资源、交通运输、产业结构等领域。实施特惠关税制度，在优惠关税框架内，对发展中国家多种产品取消和降低关税。上述措施，对缓解国际压力，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均起到较好作用。
（三）完善机制，应对摩擦
1、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。经历长期的贸易摩擦困扰，日本开始高度重视应对摩擦。在政府层面，以经产省为主，从国别和行业政策予以对应。对于跨部门事务，则由凌驾各部之上的首相官邸居中协调。在企业层面，大型跨国企业普遍内设法务部，外聘专家，专门处理纠纷，形成了较强的应诉抗辩能力。团体作为日本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则在应诉、交涉、信息收集、协调等方面，发挥了独特作用。如在日美汽车谈判中，日本汽车工业会负责提供证据材料；美对日钢材反倾销案中，日本钢铁联盟和机械出口组合致函美国商务部反映行业意见等。目前，公正贸易中心作为最主要的跨行业应诉支援团体，专司外国经贸法规调研，跟踪外国对日反倾销、保障措施情况，提供信息咨询和法律援助等。
2、完善分工协作体制。根据摩擦性质不同，政府、企业和团体分工协作，采取不同应对。在反倾销应诉中，主要以企业为主，团体后援，辅以政府交涉。如反倾销调查中的产业损害评估，由于单个企业不易应对，多由行业团体出面组织、协调，政府主要在幕后调停。应对保障措施时，以政府交涉为主，业界配合。必要时，企业也向保障措施发动国提起诉讼。
3、建立对外磋商沟通机制。事先沟通协调、防患于未然是日本对外交涉的重要特点。目前，日本与美国之间有日美副部级经济对话，与欧盟有日欧产业政策・产业合作对话等双边磋商机制，这成为日本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主要渠道。中日在经贸领域有中日经济伙伴磋商、商务部与经产省副部级定期磋商等多个机制，而日本新近积极倡议的中日经济部长对话，除要求中方解决其关注外，也源于更好地防止对应贸易摩擦。
4、加强多边交涉。世贸组织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后，日本积极加以利用，单独起诉10起，绝大多数是针对美国；作为第三方参与起诉则有16起，主要由欧盟牵头；直接与发展中国家交锋的诉讼并不多。充分体现出多边交涉为主、双边交涉为辅、不轻易挑头、联欧制美、以守为主的特点。
从整体看，日本在应对摩擦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尽管摩擦不断，交涉频频，但近年已呈下降趋势。同时，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和汲取教训之处。
1、贸易妥协是否为化解摩擦的主要途径。1957年日本在美国的高压下被迫签订《日美棉纺织品协议》后，美国以同样手法相继要求日本对鞋类、电器产品、缝纫机、钢材制品、汽车、汽车零部件、彩电等诸多产品实施自我出口限制。对此日本均以妥协谋求解决，使得日本承担贸易保护主义调整成本的做法成为惯例，同时引发连锁反应，招致其他国家纷纷对日举起制裁大棒。轻易的贸易妥协可能招致更多的贸易限制。
2、慎用报复措施是否可以避免摩擦升级。日本虽是一个频频遭受贸易制裁的国家，但却很少采取对抗性措施。WTO成立后，日本实施反倾销调查和临时性保障措施仅3起，与其遭受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数字相差悬殊。在历史上，日本应对贸易摩擦也主要以磋商交涉为主。一个典型事例是在2002年美国发动钢铁保障措施后，欧盟随即宣布对美采取临时保障措施，而同为主要受害国的日本则主要通过交涉寻求解决。可以讲，缺少对抗性措施，是日本频频遭受贸易制裁的一个潜在原因。
3、数值目标使其付出巨大代价。20世纪60年代，日美纺织品摩擦以日本的自主限制而暂告一段落，日本被迫接受的条件是限定的出口额度，即数值目标。随后在汽车、钢铁摩擦中美国多次采用该手法，导致日本巨大的出口能力受到限制，企业被迫通过多种途径寻求消化产能，日本官民至今心有余悸。
4、磋商是法律的较量。回顾日美贸易摩擦，日本多位当事人均认为美欧社会习惯于通过律师解决问题，在磋商中有强大的律师团支撑，交涉多以法律为依据，步步为营，使得东方人情主义的日本在初期产生很多不适，交涉处于不利状态。因此，培养熟悉法律和实际业务的人才是交涉的关键。
5、开放市场与贸易摩擦之间的成本。从上世纪中叶开始，封闭的市场结构一直为美欧对日指责的重点，虽历经多次交涉，外国企业在日本电信、零售、建筑、医院等行业仍难以立足，开放市场成为日本贸易摩擦“永恒不解”的话题，而其与纠缠不断的贸易摩擦之间的经济成本孰高孰低，至今尚无定论，值得关注。但是，对于久攻不下的日本独特复杂的市场，目前美欧在交涉中已经显出疲态。 |